万方丨行走在“孔子之城”——近代来华西人的曲阜书写及对孔庙“神圣空间”的认知和解读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故里曲阜一直被视为“圣地”，近代以降亦受到来华西人的极大关注。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越来越多西人来到中国内地传教，开启前往曲阜的“朝圣”之旅。在此过程中，他们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宗教背景去看待和解读所见所闻，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他者视角。尤其围绕祀孔之地孔庙，他们大多记录了对这一中国式“神圣空间”的描述和感悟。行走在“孔子之城”的来华西人，近距离观察曲阜，深层次解析孔庙，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圣地曲阜及孔子的认识。这些旅行纪闻，既引发了西人对孔子的尊崇感，也促使其反思孔子和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为我们多方位认知孔子提供了丰富视角。
山东曲阜是先秦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孔子诞生、讲学、安葬和后人祭祀之地。虽然全国各地均有孔庙，但曲阜孔庙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祭祀孔子的祠庙建筑，也是孔氏大宗的祖庙”。19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地区域并没有向西人开放，再加上陆地交通不便和曲阜本身地理位置等因素，都极大限制了西人到访此地。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外国人获允前往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此后，进入山东内地、抵达曲阜的西人数量才慢慢有所增加，使他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认识孔子故里，并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文献记录。然而，目前学界对西方视角下的孔子故里及曲阜孔庙的相关史料收集、解读和研究还十分薄弱。本文基于作者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期间搜集的英文文献，对近代来华西人的曲阜书写进行梳理，以探究他们到访曲阜及孔庙的目的、方式及游历体验，进而考察这样的近距离接触对其理解孔子及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一、西人对圣人故里曲阜的文化定位和称谓
在来华西人的书写中，孔子故里曲阜几乎等同于西方人眼中的圣地、圣城。它曾经被冠以多种称谓，如“中国圣地”（Holy Land of China）、“中国圣城”（The Sacred City of China） 、“孔子之城”（The City of Confucius）、“中国麦加”（Mecca of China）、“中国耶路撒冷”（Chinese Jerusalem）等。在这些称谓之中，最耀眼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中国麦加”。在现有搜集的来华西人从1869年至1934年含有曲阜别称的38份英文记录中，“中国麦加”的称谓出现12次，而“中国耶路撒冷”的称谓仅出现1次。这些具有宗教背景的西方参观者，为何在记录中大多将曲阜称作“中国麦加”，却很少将其称作“中国耶路撒冷”？
对于西人来说，虽然在通常意义上将麦加和耶路撒冷均视为宗教圣地或圣城，但在他们眼中，两者亦有区别。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是全世界穆斯林朝觐的主要圣地，而耶路撒冷则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教共同的圣地。与麦加相较，虽然耶路撒冷的地位看似更为重要，但麦加的历史地位显然与曲阜更为契合。在西人眼中，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大圣城，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诞生地。同时，位于麦加外围光明山顶的希拉山洞，被穆斯林认定为《古兰经》首次向穆罕默德显现之地。与此相似，位于曲阜东南部尼山的山洞被认定为孔子降生地，曲阜是儒学发源地。考虑到曲阜和麦加在作为圣人诞生地及其所创的单一宗教思想发源地等方面的相似性，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曲阜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所在，很多来华西人在其书写中将其称之为“中国麦加”，以此向西方世界说明曲阜之于中国人的圣地地位，如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夫人伊莎贝拉 (Isabella Williamson)、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英国外交官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等，均持类似的看法。
以丁韪良为例，从19世纪80年代起跨越30年的时间里，在其五部著作中，均使用了“中国麦加”的称谓指代曲阜。这五部著作分别是：1880年出版的《翰林论丛》（Hanlin Papers; or,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Chinese），1881年出版的《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字》（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etters），1896年出版的《花甲记忆》（A Cycle of Cathay），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以及1907年出版的《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此后，丁韪良著作虽经多次改版、再版发行，但此称谓始终未改。
虽然来华西人把曲阜视为“中国麦加”，但他们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两地存有较大差别。首先，前往两地朝圣的群体构成不同。麦加仅吸引了伊斯兰教信徒前来朝圣，而曲阜则不同：“在中国，所有教派的人都会来曲阜朝圣，数量庞大。有身份地位的中国人一生中势必会来此地一次，这对于他在官场和社会上的声望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虽然朝圣者前往两地的行为均被称为“朝圣”，但实际意义却有区别。麦加朝圣者是为了履行宗教义务，曲阜朝圣者则是因为景仰孔子：“他们并非将孔子当作某个教派的创始人，而是将其视为这个民族文明和整个社会、文人系统的奠基人。”丁韪良在称曲阜为“中国麦加”的同时，经实地探访、观察、反思后有了新见解。他认为：“曲阜对中国的意义并不完全等同于麦加对穆斯林世界的意义。这并非说孔子不如伊斯兰教创始人那般受人尊敬，而是前往曲阜的朝圣之旅并没有被强制成为人们的宗教修行之旅。”究其原因，丁韪良分析说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各处学堂都祭拜孔子像，对孔子的祭拜并没有仅局限在曲阜，因此与穆斯林对麦加朝圣的狂热相比，中国人对于不顾旅途辛劳来曲阜朝圣显然热情不足。
二、西人对曲阜的初始印象
19世纪下半叶，来华西人从中国东部其他省份前往曲阜旅行极为周折，一般要先乘船到达山东沿海城镇，然后是为期数周的陆地交通。如果从北京到达曲阜，一般先要旅行到省府济南。
山东省内抵达曲阜的道路状况不佳，再加上乘坐的交通工具并不舒适，这令来华西人对两条线路的最后一段感到苦不堪言。英国外交官骆任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写道：“前往曲阜的道路是没有碎石铺就的马车道，在干燥的天气里尘土飞扬，雨后又变得泥泞不堪。”除了路况因素外，交通工具的状况也令这个过程更为煎熬。近代山东内陆的主要旅行方式是骑马或乘坐骡车，这些方式极易受到天气状况的影响，“在冬季会遭遇雪天或沙尘暴，而夏季又会遭遇洪水，道路几乎无法通行”。北方内陆交通工具被西人称为“北京式骡车”（Peking Cart），车身没有弹簧，无法减震，有乘客甚至因颠簸而呕吐不止。此外，这种车行进速度非常缓慢，每小时行驶三到四英里（约五六公里），平均每日行进约为26英里（约42公里）。除骡车外，旅行者还会乘坐一种独轮手推车。这种独轮车由一名苦力推着，车轮两边设有座位和脚踏板，可以左右各坐一人。从济南府到曲阜的旅程如果使用以上两种方式耗时约六天，有西人幽默地说：“旅者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观察沿途风景，思考一下孔子学说的奥妙之处”。以上两种因素均导致了这个时期前往曲阜参观的西人数量有限，“很多来自西方的忠实爱好者只能等待交通状况进一步改善”。
到了20世纪初，山东修建铁路线之后，这段旅程的时间缩短很多。如果从上海出发，乘坐汽船一天一夜，即可抵达德国在山东的胶澳殖民地；而原先从胶州到济南府的长途跋涉，通过新建的德国铁路可以在一天内完成。如果用以上方式，从上海出发到孔子墓的朝圣者可以用一周多的时间抵达目的地。事实上，这个时期为了方便前往圣地的朝圣者，在曲阜附近修建了铁路，即便如此，从火车站到最终目的地依然需要乘坐骡车。如果没有坚定信念的支持和驱使，很少有朝圣者会来到这里，因为他们要忍受旅行途中极大的不适感。据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1905—1972）记录,从火车站前往真正的圣地还有18里左右，“乘坐骡车需要两个小时，整个过程就像受刑一般”。美国旅行家哈利·弗兰克（Harry A. Franck, 1881—1962）也对这种糟糕的路况发表感慨说：“有很多次我们的车驾被别人越过时，都会因为道路不平遭遇猛烈的撞击。”这让很多西方访客望而却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参观圣地的体验。弗兰克表示：“如果孔子回到曲阜老城，肯定会感到失望。他抵达故宅之前，必须要在深及小腿的泥泞中跋涉一英里左右，不知他是否会因此而失眠。”
在他们眼中，曲阜作为城市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身处山东腹地，周围群山环绕”，无非就是“有围墙的城市”，“被高高的砖墙包围，配有锯齿状的护栏、护城河，城门每晚关闭”，“有两个南门，西侧的南门只有皇帝来访时才会开启，其南部区域不如北部区域重要，因为北部区域有孔庙和孔林”，“商业并不发达”，“是个安静的地方，但街道狭窄，房屋简陋，肮脏破败”，与中国其他城镇毫无区别。所以，当西人最终到达这座“天国圣城”时，获得的初始印象就是“这里没有什么能让朝圣者幻想自己到达了一处与众不同的地方”。
虽然曲阜没有像发达城市那样展现出进步、繁华的景象，但这里看起来非常古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西人对圣地的预想。1929年，到访曲阜的斯诺评价说：“这里历经两千多年却依然保持原貌。总归还是要庆幸在当时兴建铁路的争论中，工程师处于下风，最终方案没有破坏这座老城。曲阜尽可能地照古代的样子保留下来，诚属幸事。中国有足够的城镇进行现代化改造，不需要去唤醒沉睡在历史长河中的曲阜。”
在西人的认知中，赋予曲阜以真正意义的是圣人孔子。曲阜城的外观或许令有些到访者感到失落，甚至会认为这里的建筑在规模和美感上都远不如欧洲的神圣建筑。但是，他们之所以依旧对圣地之旅憧憬不已，是因为在这里会感到离圣人距离如此之近，“这种强烈的真实感让其更加意识到就是在此地，这位伟大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创造了其代表性的思想和学说，而这些思想和学说又塑造了几亿中国人的性格，长达2500多年之久”。有人甚至认为：“走在历史上千万人曾经走过的祭孔朝圣路上是一种特权和神圣的体验，因为在全中国，没有比这更神圣的地方了。”，是隐藏在中国腹地普通城市面貌下的圣城。
近代西人到访曲阜的主要目的就是“朝圣”。他们并未将曲阜之行简单等同于到访中国某一处名胜之地，而是更注重来此“寻求与孔子留给世人的神圣遗产之间的某种联系”。在“朝圣”目的的驱动下，他们抵达圣人故乡、寻找圣人遗迹、感怀圣人往昔，这成为曲阜之旅的主旋律。在曲阜，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圣迹”当属居住在孔府内的孔子嫡裔衍圣公，作为活生生的圣人嫡裔，这给了历任衍圣公“一个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更能追溯到古老过去的真实家谱”。但并非每位西人都有机会拜会衍圣公。《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通讯员说，“孔氏后裔衍圣公身份尊贵，一般游客们是没有机会看到他本人的”。故而，对西人来说，能够获得孔氏家族允许、去孔庙和孔林中寻找圣迹，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也不失为拜见衍圣公未果的一种补偿。
三、在孔庙中探寻“圣迹”及对“中国式神圣空间”的认知和感悟
孔庙是来华西人探寻孔子圣迹的绝佳地点。在他们心目中，尽管中国每个城市都有一座供奉圣人的孔庙，但位列第一的依然是曲阜孔庙。实际上，到访曲阜的西人并非可以随意进入孔庙圣地，需经由上级官府或者与孔氏家族有渊源的人员介绍，携带名帖、荐书等物件，递交到当地官府或孔府，获得准许后，在当地官员或是孔府管家的引导和陪同下去参观孔庙。对于来此“朝圣”、探寻圣迹的西人来说，如果说拜见衍圣公如同见到了“活着的圣迹”，那么参观孔庙则是见证了“历史遗留的圣迹”。
在这一过程中，西人不可避免地从西方视角出发，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宗教背景去看待和解读孔庙，但他们越深入其中了解，就越发现孔子和孔庙的特异之处。在西方话语中，“神圣”被认为是与“世俗”相对应的概念，“神圣空间”（sacred space）是与“世俗空间”（profane space）相对应的宗教名词。正如美国宗教史学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说：“它既是一种通过人工营造界定的一个相对完整而封闭的‘物理空间’，同时又不局限于此，而赋予该空间内的一器一物、一草一木以‘神圣性’的结构化表述。”孔子在中国的圣人地位令西人很容易将其与西方宗教中的圣人加以比类，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孔庙与西方宗教空间加以比类。但这种类比不断被他们耳闻目睹的事实打破和修正，最后他们终于领悟，作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神圣空间”，孔庙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点，与他们熟悉的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神圣空间”大为不同。大体而言，来华西人从建筑实体空间、祭祀仪式空间、圣人生活空间三个维度叙说了他们对这一“中国式神圣空间”的认知和感悟。
（一）孔庙作为建筑实体空间
在西方人的宗教概念中，往往将建筑作为神圣空间的象征媒介，因此在他们眼中孔庙也与西方展现神圣性的教堂类似，它作为实体建筑突显出孔子的圣人地位。考虑到孔子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巨大影响力，西人自然期望所看到的孔子诞生地是一处能与其伟大地位相称的圣地。孔庙所展现的神圣空间没有令他们失望。
曲阜孔庙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受到了来华西人群体的普遍关注。据英国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观察，孔庙占据了曲阜西部一块很大的区域，其主要部分是孔子曾经的居所，是按照中国常见的孔庙模式而建，但规模更宏大，堪称一流。他甚至认为，如此高规格的孔庙，虽然在结构上与西方的一流或二流大教堂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和相似性，但其整体效果却显得更为壮观。在这点上，同行的英国驻芝罘领事马安(John Markham，？—1871)持有类似观点：“孔庙占地约35英亩（约14，1640平方米）……孔庙造型虽与其他此类建筑相似，但就规模而言，我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比其更宏伟、更高级的建筑。”在这片广阔土地上“有高大的树木、铺砌的道路、巨大的石碑，最重要的当属大成殿和许多附属建筑”。据齐鲁大学教员、美国人克拉拉·沃尔夫（Clara Husted Wolfe, 1883—1970）记录，她一进入孔庙大门，就对里面所呈现的宽敞空间及寂静庭院感到敬畏。
曲阜孔庙作为建筑空间，在色彩使用上的选择是其高规格的体现之一。艾米丽·开普（Emily Georgiana Kemp, 1860—1939）是一名英国画家，本身就对色彩非常敏锐，因此她留下大量关于孔庙建筑色彩的描述。在她看来，这些翠绿色和橙黄色的琉璃瓦、彩色的屋檐雕刻、常青的松柏等，使孔庙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层次，从而显得更加立体、生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建筑大量使用了橙黄色，在中国除皇家外，“只有孔庙才允许使用这种高贵的颜色”。这令其明显区别于其他建筑，体现出孔庙在中国的尊贵及超凡地位。
曲阜孔庙的高规格还体现在它堪称精美绝伦的建筑艺术精品。作为孔庙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和供奉孔子的正殿，大成殿是来华西人尤为关注的建筑。在西人看来，大成殿宏伟壮观，其建筑风格及细节处处彰显出华丽的气质。美国人布朗（Arthur Judson Brown，1856—1963）曾于1901年抵达曲阜，他认为孔庙所有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纪念圣人的大成殿。奥地利裔美国外交官、旅行家海司（Ernst von Hesse Wartegg，1851—1918）对此描述最为细致：“这座建筑长约180英尺（约55米），宽约150英尺（约47米），单体建筑，只有一个大厅，侧墙高22英尺（约6.7米），外面是宽阔的露台，上面有雕刻精美的大理石柱。这座建筑是双层屋顶，上面铺着橙黄色琉璃瓦。整个建筑高达80多英尺（约25米）。檐枋部分是最具艺术性的结构，雕刻精美。第一层和第二层屋顶之间有块蓝色的牌匾，四周是精致的镀金框架，上面刻有‘大成殿’。”布朗经仔细观察后发现，大成殿有一个巨大的悬垂屋顶，建筑线条非常优美，此外，大殿顶部下面竖立着28根华贵的大理石柱，这都显示出其建制很高。大理石柱，前、后各10根，两端各4根。前面10根圆形柱又称龙柱，雕刻得最为精细，前述英国人韦廉臣、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费舍尔（Walter Kenrick Fisher，1878—1953）和曾任岭南大学校长的美国人晏文士（Charles K. Edmunds，1876—1949）等均对其赞不绝口。韦廉臣描述道：“龙柱高22英尺（约6.7米），直径约2英尺（约0.6米），远远望去，仿佛巨龙盘绕在柱子上，从顶部飞腾而下；大理石柱和顶部华美的装饰浑然一体。”在费舍尔看来，龙柱精美得令人联想起西方巨大的象牙雕刻。晏文士则认为，大理石雕刻本没有稀奇之处，因为这在中国很寻常，但是这里的龙柱周长8英尺（约2.5米），用坚固的花岗岩雕刻达4英寸之深（约10厘米），显然堪称“中国雕塑史上的真正奇迹”。
曲阜孔庙的恢弘气势及高规格的建筑形制，令到访西人在感受这方中国人祭孔的神圣空间时，首先受到了强烈的视觉震撼。虽然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孔庙，但曲阜孔庙识别度极高。丁韪良说：“此处孔庙规模之大，与一个帝国的诉求可谓相称；最神圣的传统在此得以彰显。”晏文士甚至说：“在中国，如果参观了曲阜孔庙，就等同于参观了所有庙宇；但如果看遍了中国其他所有庙宇，却还未参观曲阜孔庙，那体验绝非完美。毫无疑问，它的规格更高，而且到处回荡着一种体面高贵、历史传承的氛围，给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沃尔夫静静凝视着这一无与伦比的人类创造，不禁感叹道：“我感觉，如果仅草草记录下这座圣庙的细节，似乎是对圣人的亵渎；我更想在其面前磕头、烧香、在胸前画十字、脱帽或做其他任何事情来表达我的尊重和敬畏之情。于我而言，除了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外，我所见过的任何建筑都无法与之相比。”。
当然，曲阜孔庙如此宏大的规模也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历代累积的产物。西人如英国外交官乐民乐（Walter James Clennell，1867—1928）通过前期了解和陪同人员的介绍，认识到这与儒家学说在中国认可度的提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儒家学说越来越受到认可，历任皇帝给孔子追封，争相授予其尊号，这无疑会使得这座建筑规模愈加宏大，外观也愈加华丽。事实上，肯定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建造出像曲阜孔庙这样一座堪称“中国建筑最宏伟范本”的庙堂。孔庙于14世纪基本达到与近代差不多的规模，15世纪时大部分建筑物毁于火灾，后又于清朝雍正年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复。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哈克曼（Heinrich F. Hackmann，1864—1936）即便得知其瞻仰的孔庙并非孔子时代那般古老的建筑物，但仍坚持认为孔庙建筑的魅力在于这片土地，因为这是孔子曾经行走过的圣地。
（二）孔庙作为祭祀仪式空间
在到访西人看来，曲阜孔庙所展示的神圣空间最特别之处，还是在于其与圣人孔子本身的密切关联上。在他们眼中，这里是拥有孔子曾经生活痕迹、呈现孔子具象的空间，最重要的功能是祭祀孔子。在这里，孔子嫡裔衍圣公每年举行两次常规的祭祀孔子的盛典。许多孔姓人都依附于孔庙生存，他们需要花时间学习在两次祭典上所使用的各种精心设计的复杂仪式。
如同西方教堂中的圣龛、祭坛和圣像等崇拜元素，在孔庙这个仪式空间，各类可以通过视觉感知的象征物都是塑造神圣空间的重要支点。孔庙圣殿中的神龛具有有形的物质性特征，故而孔子塑像前的礼器陈设引起了到访西人的极大兴趣。塑像前设有供桌，“供桌涂有亮泽的红漆，非常华丽，上面摆放着圣人遗物和皇帝赐予孔家的各种赏赐”，例如精美绝伦的青铜香炉和青铜象、华丽的瓷釉花瓶、黏土烧制的陶盘等。据陪同韦廉臣、马安、海司、庄士敦、乐民乐等西人参观的孔家向导介绍，青铜香炉和青铜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具有三、四千年的历史。显然这些礼器的精美外观和悠久历史成为参观西人关注的焦点。但是，它们是否有孔庙向导所宣称的如此古老，西人大都表示怀疑。乐民乐认为，向导在解说中刻意塑造出孔庙礼器的古老历史，真实情况应该与向导的解说有出入。乾隆帝于1771年第六次驾临曲阜, 看到孔庙中所陈祭祀礼器不过汉时所造，特赐予孔府十件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礼器。史籍中对此有详细、清晰的记载，据《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丁未条: “（乾隆帝）因念阙里庙堂设有牺象诸尊, 爰择旧藏周范铜鼎尊等十事，陈之大成殿，用备礼器。兹临幸曲阜，祗谒先师，阅视所列各器，不过汉时所造，且色泽亦不能甚古……著仿太学之例，颁内府所藏姬朝铜器十事，备列庙庭，用惬从周素愿。”此记载或可回应孔家向导所言非虚。在西人看来，虽然礼器年代不得而知，但这个曾经伟大的时代是毋庸置疑的，且这些礼器无论是外形还是制作技艺，都一样精美绝伦，充分呈现出这个民族古代艺术的特征。
孔庙中诸如牌位、牌匾等有形物体，在烘托孔子圣人地位和营造神圣空间时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不仅孔子塑像面前摆放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的牌位，还有悬挂于屋顶的镀金匾额，用以称颂圣人的美德，诸如“万世师表”“与天地参”“时中立极”等。韦廉臣评价说：“每一块都在盛赞圣人孔子，一块比一块赞美更甚。”美国人魏礼森（James Harrison Wilson，1837—1925）认为，“这些古代帝王所立的牌位、匾额表明以前对圣人的崇拜比现在更为活跃”。此外，孔庙中还陈放了从孔子三千多弟子中选出的七十二名弟子的牌位，费舍尔认为，他们是具备智慧与美德的孔子弟子的代表，在孔庙中与孔子一起享受后世进献的香火。古老神圣的礼器与极尽赞美的匾额等都代表了皇权对孔子的肯定和尊崇，极大凸显了孔子的“圣师”地位以及所享有的尊荣。
除以上提及的可视觉感知的象征物之外，曲阜孔庙的孔子像也成为西人建构神圣空间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之前那些未曾亲历曲阜、仅能通过文本对孔子形象进行纯想象式建构的西人不同，实地参观孔庙的西人群体在此获得了最直观、立体的孔子形象。大成殿孔子塑像令西人心目中虚无缥缈、纯想象式的孔子形象具象化。
曲阜孔庙里的孔子塑像在全中国范围来说，也实属罕见，异常珍贵。布朗认为这是人们来此地最感兴趣的对象。据晏文士和英国《太阳报》所说，其复制品在全国也超不过二三个。一般来说，大部分孔庙不会有孔子像，仅设一个简单牌位。在曲阜孔庙中不仅孔子本人的塑像如此，就连其某些重要弟子都有人像雕刻。在丁韪良看来，这些塑像虽然并不像雅典最伟大的古典雕刻家菲狄亚斯（Pheidias）的作品风格那般生动且富于变化，但却具有高贵、肃穆的内在美。
在部分到访西人看来，大成殿孔子塑像的表现手法，使用了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它反映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圣人形象。塑像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孔子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孔子塑像被安放在华丽的底座上，它高约18英尺（约5.5米），宽6英尺（约1.8米），栩栩如生。这里呈现出的孔子是一位强壮结实、脸部丰满、头部较大的男性形象。塑像的面部表情和服饰款型呈现出中国人认知中孔子的“古代学者”身份。“圣人塑像作沉思状，眼睛向上看”，“眼神平和，非常善良”，“看上去比孟子塑像严肃得多”；“身穿古代学者服装，头戴一种特殊的头饰，大约2英尺长，扁平形状，前后垂挂珠串，似乎在告诫其不要低头。西方的学位帽有可能就是从这件头饰中衍生出来的”。这具塑像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人基于孔子身份对其样貌的预想。西人对此具孔子塑像的接受度也受到了孔家向导的影响，“向导一再向我们保证说这具孔子塑像非常忠实地再现了圣人原本的面貌，可以说是栩栩如生”。
当然，西人群体中也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具塑像虽极力塑造孔子的伟岸身材，但却是一个极具夸张的形象。如布朗将其描述为“一个身躯雄伟但其特征又非常人所能有的孔子形象”。又如《基督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作者认为，这是按照塑造英雄的比例呈现的孔子形象，其大小比例肯定超出常人。
无论如何，大成殿孔子塑像被西人视为中国高水准雕刻技术的代表，被认作是“中国雕塑的奇迹之一”。在晏文士看来，孔子塑像手持一种竹片（实为镇圭），象征着圣人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头戴皇家礼帽，象征着他在中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崇高地位。这充分体现出中国人是精雕细饰的大师，他们所展示出来的雕刻技法与帝国皇家赋予圣人的地位和殊荣非常吻合。这也再次印证了孔子在中国社会的超然地位。
如此精美的孔子塑像本身已是难得，再加上周围相得益彰的摆设，在西人看来，更有助于烘托出孔庙的神圣氛围。如塑像前供桌的大小和美感与这座供奉孔子大殿的尺寸和特征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大殿内一切都涂上了厚厚的漆层，并使用了大量的镀金元素；精美的丝绸挂饰兼具装饰和保护的双重目的。这具塑像被放置在华丽、厚重的黄色丝绸做成的遮盖中，平添了一种神秘色彩。不仅如此，据说孔子诞生时金龙现身，孔子塑像旁边的红色柱子上盘有金龙，也是其对其超凡身世的表征。这一切元素的组合都增加了这具孔子塑像在西人心目中的神圣感。
虽然孔庙这方神圣空间充分展现出圣人在自己国家非常受人敬仰，但在西人看来，孔庙的祭孔行为与西方教会对上帝的崇拜在形式和性质上均存在差异。就形式而言，孔庙很少有如西方教会每日弥撒或每周礼拜那种定期、日常的祭拜形式。孔子嫡裔会于春、秋祭典之际来到孔庙孔子塑像前敬香供食，就像每个中国人在其祖先坟墓前祭拜一样。就性质而言，孔子并没有像西方上帝般被神化。虽然每个城市都有孔庙，但孔子从来没有被塑造为守护神。中国君主或官吏每年都要来孔庙祭祀，但这绝非祈祷。孔子的崇拜者们祭孔时并没有焚烧廉价的纸钱等，反而使用了祭祀所需的猪、羊和牛等，在西人看来，象征主义并没有在孔庙扎根，人们是在这里履行中国古书中规定的全部祭祀仪式，可见圣人在自己国家是绝对受人敬仰的，但并未被神化。
（三）孔庙作为圣人的生活空间
虽然中国各地都有孔庙，但曲阜孔庙如魏礼森所言，是“圣人曾经的居所”。西人来此寻找到孔子生活的痕迹，感受到圣人的存在，更会觉得不虚此行。
在西人看来，随处可见的古树赋予这方圣人曾经的生活空间以神圣性。这里古柏参天，是孔子故乡悠久历史的见证，被誉为“活着的文物”。庄士敦写道：“孔庙就像一个由高墙环绕着的广阔公园。没有建筑物的空间里种植着大量壮观的松、柏树。”这里树木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其他地方罕见，“孔庙里的这些高贵古树覆盖面积多达30英亩”。1925年，《基督科学箴言报》通讯员感叹道：“对于孔庙中比比皆是、辉煌瑰丽的建筑群来说，这些古柏似乎是它们的可敬守护者。街上的寻常民众是不允许随意进出此地的。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安静地站在那里，凝视这周围一切的崇高之美，是一种难得的特权，也是一种值得达成和经历的体验。”
最能令西人感受到圣迹的古树当属那棵据说是孔子亲手栽种的古桧，即“孔子手植桧”。古桧位于孔庙主庭院中，被孔氏后裔悉心保护，虽历经数千年，仍得以保存下来并依然焕发活力，令许多朝圣者惊叹不已。趁参观之际近距离验证这棵树是否葆有生命力，成为西方游客的一种惯例。晏文士和乐民乐等都在其记录中提供了古桧富有旺盛持久生命力的视觉证据。晏文士说：“这棵古桧的树根被小心地保护在大理石护墙里。在这根古树桩下，又复生出新枝，长成高大粗壮的树干，其树龄应该也有几百年之久。复生的古桧挺拔高耸，树冠如盖。”乐民乐认为复生的古桧枝干高大健壮，这证明古老的树根还有汁液和生命力。
除了将古桧视为与圣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之外，西方到访者还记录了关于这棵树具有预测某事件发展态势的超验传说。如乐民乐、晏文士和弗兰克等人的记录中都说，孔庙古桧的老树桩通过长出新芽获得新生，就像人一样代代相传，从而在最初的栽种者孔子和当今的中国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被后人视为孔子思想及其后裔兴衰的象征，它代表或预示了圣人最有价值的哲学思想和教诲的复兴，故而备受敬仰；庄士敦则记录了这棵古桧可以某种方式占卜帝国前途命运的传说：“在中国历史上，如果皇帝统治国家时效法尧舜之举、奉行孔子思想、造福各方百姓，这棵树就会繁茂并发出新芽。反之，如果皇帝不仁或佞臣当道，这棵树就会树叶凋零，呈现腐朽态势。”据他观察，这棵古桧在他到访之时表现出枝繁叶茂的迹象，所以他认为可用以劝慰那些认为中国前途命运未卜的悲观主义者了。
此外，曲阜孔庙中象征孔子讲学之地的杏坛和汲水用的古井，也向西人展示出圣人的生活轨迹。韦廉臣和马安记录说，大成殿前、紧挨着古桧的地方就是孔子曾经的讲学之地，以一座亭子为标志，亭下大理石碑上刻有乾隆皇帝赞美先贤的诗句。古树的存在令弗兰克联想到当初圣人坐在树下亭子边讲学的情景,“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也丝毫不影响其讲学的热情”。的确，这里作为孔子讲学之迹，是圣人兴教的象征，受到来访西人的追思和敬仰。在孔庙内，一口据说是孔子汲水处的古井再现了圣人当年的生活场景。这是孔家一个传统的宝贵遗迹，其外观古朴，井口四周是低矮的石头砌成的井壁，千百年来其表面被打水用的绳索磨出了凹痕，井边碑刻记录了圣人轶事，后人可以了解孔子曾经的窘迫生活状况。韦廉臣参观时，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圣人之间的联结，甚至请随行人员汲水，从而可以品尝孔子饮水的甘甜之味。
西人也注意到孔庙保存的圣迹图，圣迹图由120块石刻组成，每块上面都描绘了孔子生活中的某个场景，它们讲述了圣人的生平故事，甚至还有其真人大小的肖像刻画。沃尔夫感叹说：“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观看后对孔子印象有多么深刻！”虽然因大量拓印而画面模糊，但遗迹依然足以表明，“伟大的艺术家们已经穷尽其力来纪念这位受到全中国人尊敬的圣人”。这些古老的石刻令西人感觉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到孔子的人格。总之，孔庙作为呈现孔子日常生活轨迹的神圣空间，向西人讲述了遥远过去的故事，令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圣人的存在,更使其加深了对孔子的认识。
结语
基于近代西人的参观记录不难看出，曲阜的朴实气质令圣迹得以保存并原味传承，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人的“朝圣”初衷，满足了西人的思古之情。对西人而言，曲阜孔庙的一切，无一不彰显着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享有的尊荣。到访西人通过记录孔庙中诸如庙堂、塑像、牌位、古树等有形的象征物，描述出与孔子相遇的神圣空间，在孔子诞生和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感受圣迹，并获得了孔子日常生活和人格养成的证明。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任何地方能像曲阜这般使西人体验到孔子深远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孔子的学说和教诲对中国的统治阶层和中国人的文明教化水平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知识分子阶层就是例证。沃尔夫说：“即便时至今日，他的学说和道德规范仍是无数人的理想和追求。”
但与此同时，西人也意识到孔庙这一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神圣空间”及中国人的祭孔行为，与西方宗教中“神圣空间”的内涵和对神的崇拜存有差异。他们发现，曲阜孔庙留存的与孔子相关的遗迹以及祭孔行为，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是那种类似西方宗教信徒似的狂热崇拜行为，祭孔在本质上完全是世俗的、纪念性质的，纯粹是为了致敬这位圣人。黄进兴认为，孔子不像西方宗教中的圣徒一样需要“神迹”（miracles）的演示。与此观点相似，来华参访西人也倾向于认为，孔子在中国并没有扮演先知的角色，而是提供了一套行事的道德准则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成为各个阶层共同敬仰的对象。这种认知影响了西人对曲阜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曲阜在神圣性上与西方圣地一样，且显然比西方圣地更有可能开发出圣人遗迹，但是，由于中国人的祭孔行为纯粹是纪念性质的，故而并没有像西方圣地那般过于商业化，出现向朝圣者兜售圣人遗迹的乱象。“孔子真是有幸诞生在这样一个非常文明的小城镇！”总之，西人对曲阜近距离的观察及其对孔庙神圣空间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圣地曲阜及孔子的认识，既增强了西人对孔子的尊崇感，同时也引发了他们对孔子在中国地位和影响力的反思，也为我们认知孔子提供了不同的视角。